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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芳专栏》从国际观点看台湾家暴防治现况
2020-06-10

《李雪芳专栏》从国际观点看台湾家暴防治现况

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参考自美国,立法实施以来,今年已迈入第 20 年。

期间历经多次修法,逐步将服务对象及服务内涵扩大保护至满 16 岁以上非同居亲密关係暴力及目睹暴力的受害者。在迈入下一阶段的过程中,我们透过励馨基金会在今年五月底办理的性别暴力防治国际研讨会持续关注国际家暴防治观点,尤其是美国与澳洲的部分,以作为借镜。

一、安全网路科技保障个人隐私,增加求助意愿

美国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过程,从 1970 年代成立首间庇护所、非政府组织及各种联盟兴起;1984 年,联邦家暴法通过(FVPSA 家庭暴力预防与服务法案、VOCA 刑事被害人法案);1990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全国终结家庭暴力网络团体(NNEDV)成立,是由各州联盟成立的网络团体,撰写「反妇女暴力法」(VAWA);1994 年,「反妇女暴力法」通过,NNEDV 协助非政府组织、政府、警方以及其他组织落实新的条款,包括:(1)全美 50 州各州有自己关于家庭暴力法律、(2)曾于 2000 年、2005 年、2013 年修法,2018 年将再次修法、(3)该法规定美国各州必须执行他州所核发的保护令(全美各州警察必须逮捕违反他州保护令的施暴者)。

美国华盛顿特区全国终结家庭暴力网络团体(NNEDV) 副执行长 Cindy Southworth 指出,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在世界各地发生率仍居高不下,是全世界还在努力的议题。性别暴力不管宗教、种族、收入、教育等差异,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在过去的服务中,不仅协助家暴受害者,同时也致力于协助 NGO 组织、政府部门及警察单位提供训练课程。

而透过服务历程也发现网路科技对于受害者的重要性,于是推展安全网路科技计画,科技是不断与我们的生活缠绕在一起,手机与电脑都有监控软体,所有使用的足迹都会被保留,无法完全清除,甚至可能成为加害人控制的工具,导致受害者无法脱离暴力;但是科技也能够帮助受害者,让这些受害者知道如何运用科技求救,解决家庭暴力的状况。科技会被加害者滥用,但同时也可以加强这些受害者的安全及保护。另外在美国有非常强大的个人隐私保护法规与工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办法保护受害者的个人隐私,这些受害者是绝对不会出声的。

二、强制通报制度对受害者求助意愿的影响

Cindy Southworth 也说明美国卫生保健法有部分修正,医生在诊疗过程要筛出有可能遭受家暴的人,比如在检查时,如果就医者服装不整,要敏感到他是否在家里有受到家暴,由这些细节引起注意发现可能的受害者,他可能会说:「没有啦!我自己撞到门、我自己受伤的。」医生只要发现就医者有受伤、瘀青等等,会告诉他们:「如果在家有人对你造成伤害,你可以打给当地的服务单位。」

因为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不信赖医疗人员,因此并非要求他们一定要接受服务,而是至少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时候,会有人照顾他们。也因着上述情形,美国法令制度在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法,有些州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或是废除强制通报系统,因为强制通报会让受害者更进一步远离,而不是选择接受社福服务,但是当社福服务具备足够的保密性、可以接纳受害者自愿求助的资源,会让受害者觉得不是政府强制接受服务,而是自己的选择。

三、终止暴力追求平等对待

Cindy Southworth 最后提到,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知道需要找到更多家庭暴力及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这些过去我们没有能够协助到的,不管是难民、跨性别,或是男性、女性等等各方面的倖存者,必须更加努力来应对这幺多不同文化以及更全面性的倖存者,而且也要着重于他们真正的需求,因为很多受害者其实不想要离开关係,而是不要暴力,因此我们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提供保护措施。

四、「赋权」是从家暴创伤经历中复原的关键

澳洲性侵害与家庭暴力服务中心 Karen Willis 执行长提到,在澳洲每 4 个女性中有 1 人、每 22 个男性中有 1 人会在他们的成年时期某些阶段遭遇性暴力或是家庭暴力。不管受害者的性别为何,加害者中有 98% 为生理男性。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家庭暴力就是性别暴力,遭遇家暴或是性侵害的头号危险因子单单就是身为一名女性。

家暴通报以及搬迁到安全处所是众多社会控制中女性经验到的第一个障碍,加上家暴迷思使得社会控制更加稳固。就算社会渐渐改变,仍然有人认为维持家庭和谐是女性的角色。她必须有职业,同时也扮演知己与家管,女性比其伴侣分担较多的家事以及照顾孩子的状况,且经常贡献收入给家庭,这样的观念在女性身上加诸了荒谬的责任以及要求。

从澳洲的案例发现,肢体暴力最常开始的时间为首度怀孕大约 6 个月时,这个时候她坠入情网、认定关係、脆弱并依赖。在这样对于共同的有爱、希望以及梦想的情境下,做出离开的决定相当困难,许多妇女充满罪恶感并自我责备,这是很常见的创伤反应。妇女经常说:「我只想要暴力停止。」每年被伴侣杀害的 80 个女性中,大部分是在分手后的前 6 个月中死亡,因此我们非常看重这类「如果离开他会怎样」的威胁。

所以当一个女性迈开寻求安全的第一步,需要尽其所能的支持她,并且任何採取的行动都必须是她所做的决定、按照她所需时间、用她要的方式,如果情况不对劲,工作人员可以提出关切并且讨论安全计画,因为我们知道「赋权」对于从家暴的创伤经历中复原相当关键。

《李雪芳专栏》从国际观点看台湾家暴防治现况五、职场提供配套措施协助家暴受害者维护人身安全

在澳洲有越来越多的职场提供 10 天的有薪假给受暴者逃离家暴,让他们可以有时间搬家、上法院、为孩子转学等等;此外,也协助女性转移到机构的不同部门,或者是在工作场所转换位置、更改工作时间等来增加安全维护,让加害者不能在她上下班时骚扰,甚至在某些职场,过滤电话和信件也包括在工作的安全计画中,然而上述安全计画并非所有职场都能如此,仍在努力推广中。

从美国及澳洲的家暴防治观点检视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的现况,事实上台湾 20 年来在家庭暴力防治也投入许多心力,包括提供庇护服务、健全网络合作机制、在法院设置家暴事件服务处、扩大目睹儿少及亲密关係保护对象、提供受暴妇女就业服务等等,在终止家庭暴力各方面不遗余力。但实务上我们也发现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仍有许多家庭依旧持续遭受暴力对待。

首先,责任通报的原意是希望可以让遭受家暴的受害人获得协助,但是有些受害者因担心曝光、害怕求助会成为破坏家庭和谐的人等种种不安的考量,而拒绝接受服务,让通报的目的无法发挥,如何赋权回归到以妇女主体性为思考,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并且在以安全为前提,尊重与支持妇女的每一个努力、所做的每一个尝试。

其次,澳洲某些职场提供配套措施协助家暴受害者的部分很值得倡议,很多妇女在遭遇家暴时选择隐忍,往往考量现实层面,因工作没有时间处理与面对,也担心诉讼须请假出庭而影响工作,若职场对性别暴力受害者更友善,也能有妥适的配套措施,将能够支持妇女愿意求助以脱离受暴环境,但如何让企业愿意加入防暴行列需要更多的实证支持。

综上所述,终止暴力必须持续努力,尤其在协助的过程中,强调受害者接受服务的意愿,而不要让服务体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整体社会支持建构,从司法、职场、学校、居住等各个层面思考,发展更多配套措施,才能够陪伴受害者脱离暴力的同时,逐步长出自立的能量。

由想想论坛授权转载。原文标题:【女人想想】从国际观点看台湾家暴防治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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